“你從雪山走來，春潮是你的風采??”
這樣的畫面在不久的將來是否還存在？滾滾江水化平湖，長江上游最“野性”的一段將會成為“庫首連庫尾、不留一米水頭”的水庫群。
金沙江的原始風貌，或將成為歷史。
金沙江的傾訴
2012年3月至4月，《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從重慶開始，沿著長江上游探訪各大水電站。一路上，煙塵滾滾的庫岸公路，從川江一直綿延到金沙江上游，大型工程車往來不絕。
川江段：小南海水電站的奠基儀式主席臺已經搭建了起來，3月29日，小南海完成了剪彩儀式。重慶市高調報道，三峽公司則相對沉默。
金沙江下游段：向家壩、溪洛渡水電站橫截在大江峽谷里的大壩已經基本成型，這兩個裝機容量共計2026萬千瓦的巨型水電站靜態投資共937.66億元人民幣。這只是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在金沙江下游的“一期”項目，隨后，已經開始建設營地和展開移民實物指標調查的白鶴灘和烏東德水電站裝機容量共計2270萬千瓦，主體工程將分別于2013和2014年動工。
這四級水電站裝機容量相當于兩個三峽，移民將超過20萬人。
這還不是全部。
金沙江中游段：觀音巖、魯地拉、龍開口、阿海、梨園幾座大型水電站工程也已經橫亙在金沙江大峽谷里。他們分別屬于大唐、華電、華能等電力集團。
在舊的《長江流域水資源綜合規劃》中并不存在的金沙、銀江兩級水電站也進入了議事日程。
如果算上規劃中的上虎跳峽(龍盤)水電站，金沙江中下游的這些水庫大壩將淹沒土地50多萬畝，合計超過300多平方公里。
各支流上的上萬個大中小型水庫電站，也如雨后春筍般建起。三峽工程上游的水電工程，粗略統計相當于8個三峽。
如果金沙江不再是一條“河”，長江和我們的未來，將會怎樣？
“瓜分”金沙江
在核準之前，各大水電站的營房建設、庫岸公路、移民工程甚至主體工程，都已經展開，數億、數十億的錢已經砸了進去
“你們是不是記者？是記者就下車聽我們說說話。”
2012年3月24日，本刊記者驅車經過云南省昭通市地界和向家壩水庫的淹沒區時，4次被不同村落的農民攔截下來。
水庫就要蓄水，可一些移民還在“臨時安置”，住在山坡上、土路邊臨時搭建起來的木棚里，五六戶人共用一個簡易廁所，垃圾隨處傾倒。一些農民不愿簽訂協議。“到底怎么補償還沒給個準數，叫人怎么搬？”農民們說。
近年來，金沙江的開發速度顯著加快，除了三峽集團公司上馬的下游四級“相當于兩個三峽”的大型電站---烏東德、白鶴灘、向家壩、溪洛渡，其上游，觀音巖、魯地拉、龍開口、金安橋、阿海、梨園等水電站已經花落大唐、華電、華能、漢能等水電巨頭。在“積極發展水電”之勢下，2011年之后，建設和審批加快。金沙江河谷的居民，開始面對從未經歷過的急劇變遷。
搶占勢力范圍
昭通市永善縣當地的幾個負責移民的官員沿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目前的移民安置標準，還是“臨時控制標準”，一些農民不知道最后究竟怎樣，政府也不清楚最后能從三峽集團公司獲得多少補償費用。
三峽集團公司的一位官員則向本刊記者訴苦道：向家壩的移民安置費用已經嚴重超支，按照預算來說的話，早已經用完。因為“臨時安置”多花了十幾個億。預算都是嚴格按照制度擬定的，并不由三峽公司說了算，而有些地方政府真是“漫天要價”，讓他們苦不堪言。
為什么又要“臨時安置”呢？因為需要趕工期，“水漲人退”，不得不先把人挪出去。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永善縣。云南省昭通市一位官員告訴本刊記者，涉及縣城搬遷的綏江縣，2007年才開始做溪洛渡水電站淹沒區的實物指標調查，新縣城2009年才開始建，2012年5月30日就要啟動搬遷，移民工作壓力相當大。只能做各種“耐心細致的工作??”
全城搬遷在即，補償標準依然“臨控”，地方政府還不知道三峽公司到底最后拿出多少錢埋單。新縣城的建設，三峽公司出了150億，可目前算下來還不夠用。盡管水電站的開發是拉動地方經濟的契機，而今后地方能從發電效益中獲取多少比例，也還是個未知數。
作為國家級貧困縣，他們對自己的未來似乎還有些不托底。
三峽集團公司的一位官員告訴本刊，這些超支和不確定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三峽集團公司金沙江水電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籌建了近10年，還沒有注冊成立起來。而工程已經遠遠走在了前面。
大唐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員告訴本刊記者，實際上，大型水電工程的利潤周期長達幾十年，地方政府才是迫切希望工程立即上馬的一方，這會大大拉動地方經濟的發展。各大水電集團也爭先恐后來搶金沙江這塊“蛋糕”。
“因為現在只剩下四川、云南、西藏了。”他說，“廣西差不多都已經開發完了，廣東、沿海發達地區，也基本上都沒有了??”
各大電力集團開始搶占勢力范圍。該管理人員向《瞭望東方周刊》透露，以觀音巖水電站為例，實際上最早是由“未批先建了金安橋”的民營企業華睿(后改名漢能控股)圈占，但漢能并不具備足夠雄厚的實力，拖了好幾年，都沒動靜。地方政府著急等著他開工，他卻“只圖先瓜分了再說”。
四五年過去后，2007年，大唐終于在多方協調之下接手，動工開建。
“既成事實”
一個大型水電站，僅僅是工程而言，就動輒上百億。在新的長江流域規劃從2003年修編到報批的近十年間，一些水電站已經上馬，已經投入巨資成為“既成事實”。
而同時，在國務院尚未批準和正式頒布新的《規劃》的情況下，主管部門就已經一個一個地開始核準這些水電站的建設。
在核準之前，各大水電站的營房建設、庫岸公路、移民工程甚至主體工程，都已經展開，數億、數十億的錢砸了進去。
2009年12月，本刊記者第一次沿著金沙江，穿過阿海、金安橋、龍開口、魯地拉、觀音巖等水電站黃沙漫天的庫岸公路和施工工地時，當時這些水電站沒有一家獲得全套的手續。
魯地拉、龍開口兩個水電站正因為環評未通過即截留被環保部叫停。本刊記者于2009年12月27日在龍開口水電站工地現場看到，大壩是在緊張地澆筑，并未停工。
2008年10月31日，在龍開口水電站首倉混凝土澆筑儀式上，華能瀾滄江水電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之平，在留言簿上寫下了這樣幾句話：“祝中國水電(4.34,0.00,0.00%)八局龍開口項目創造了開工即達到月開挖強度120多萬方的奇跡，25萬立方米的混凝土生產系統5個月建成的奇跡！”
3年多以后的2012年3月初，本刊記者從官方媒體獲知，龍開口水電站剛剛獲得國家發改委核準。
阿海水電站于2011年2月28日獲“準生證”，“開工儀式”比該工程的大江截流晚了2年零一個月。
金安橋早在2007年未經批準就動工受到國家發改委辦公廳質疑，他們的“準生證”是2010年才拿到的。
“中國水電開發，一定意義上講是學蘇聯的，早期規劃的思想都是蘇聯那一套，與西方國家還是有差距。” 曾經是三峽工程審查設計專家組成員的清華大學水利專家府仁壽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所謂的“蘇聯模式”，在金沙江河段的規劃上得到了體現。如果規劃的25級水電站全部建成，那么整條金沙江就會成為一個連著一個，庫頭接著庫尾，“不浪費一米水頭”的水庫鏈。也就是說，長江這一河段，3300米的落差勢能全部會被利用起來。
這究竟會帶來怎樣的疊加效應，誰能解釋清楚呢？本刊記者從三峽集團公司工程建設管理局獲知，即便是在金沙江下游開發四級巨型水電站的三峽集團公司，做的也是自己公司開發區域內的檢測和研究，包括水污染防治、地震監測、庫岸穩定監測等。還沒有聽說，有獨立的部門或者機構，對全流域進行監控、調查和模擬計算。
1990年制定《長江流域水資源綜合規劃》的時候，由于歷史階段的原因，生態和環境的因素還并沒有成為重要的權衡因素，然而，2003年開始修編《規劃》，最初設定是要把生態問題考慮進去，但是修編幾年下來，水電站取消了兩個，又加進去了兩個，像小南海水電站也在爭議聲中保留了。
口水戰的大江截留
水電建設的強勢推進中，爭議從未止息。
就在不久之前，媒體關于金沙江開發的質疑之聲迅速受到水電部門的反擊，“極端環保”、“無知”、“挑撥”、“妖魔化”等常用詞再度出現于論戰檄文之中。美國和歐洲的開發數字、中國的減排壓力等再一次被提出作為證據和依托。
反應之強烈，類似于2010年底、2011年初那一場對環保部官員的圍攻：2010年12月22日，環保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長凌江在“中國水污染控制戰略與政策創新研討會”上說：“水電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比火電造成的污染更嚴重。”
此話一出，能源局的多位官員、專家隨即站出來反對。次日，中國水利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就發表了一篇題為“環保官員應該懂得科學常識和起碼的邏輯”的文章，直斥凌江“不過是重復一些偽環保污蔑水電的謊言”。
環保部的官員沒有再繼續公開回應，而其某司一位官員告訴本刊記者，這不是一個討論問題的氛圍，一上來就是“唇槍舌劍”的感覺。“我們看一個人的觀點，可能真的不能斷章取義。”
“在這樣無休止的口水戰中，概念一直就在被偷換。”曾經也被冠以“反壩”之帽，但堅稱自己并非“反壩人士”的翁立達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翁立達是長江水資源保護局前任局長，教授級高工。他說：“真正的問題不是開不開發水電，而是目前的水電開發是不是失控和無序，是不是太急功近利？”
府仁壽亦告訴本刊記者，水電開發的癥結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經濟利益和部門利益占了主導。這是我們應該在政策和管理層面好好反思的。
“‘歐美數字’不可以簡單地作為中國水電發展的參照系，因為這個比較并不成立。”府仁壽告訴本刊記者，不同國家的電力發展模式是不一樣的，每條河的具體情況也不一樣。
以挪威為例。挪威是一個山區小國，也沒有什么大江大河。而鄰國荷蘭是一個平原國家，荷蘭修了很多火電站，火電站的峰谷調節能力很差，半夜里電能過剩。于是挪威修了很多抽水蓄能電站，山頂一個池，山下一個池，半夜里低價把荷蘭的電買過來，抽水發電，白天高峰時段再把電高價賣出去，賺取差價。
“抽水蓄能電站對環境的影響很小，跟截斷大江大河的高庫大壩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府仁壽說，所以，如果用挪威水電資源開發量已經達到“90%”的數字來對比中國，尤其是對比中國大江大河河道上的水電開發，是并不科學的數字游戲。
在爭議的過程中，在各種手續、批準將辦未辦之時，一個又一個巨型工程已在金沙江上將滾滾江水截流了。
地方政府的算盤
小南海水電站位于長江上游川江段，上有向家壩，下有三峽，同為三峽集團公司所開發。因為庫區的位置與長江珍稀魚類自然保護區有重疊，所以長期以來受到強烈質疑。
但是很快，這個保護區就被上報“調整”并獲批，水電站大壩的設計選址不在“調整”后的保護區范圍內。
四川地質局地調隊總工程師范曉告訴本刊記者，如果說“水電至少比火電好”、“國家發展的能源剛需”、“中國的減排壓力”是建設水電站天經地義的理由，那么根據他的考察，至少在小南海，這些理由不太能站得住腳了。甚至從經濟角度講也并不合算：低水頭電站，單位千瓦時造價過高，淹沒成本也大，移民也多，三峽集團公司很難有多少利潤可圖。
他告訴本刊記者，因為三峽大壩蓄水以后，作為庫尾的重慶受到了較大影響。朝天門的航運由于水庫卵石的淤積而喪失了功能，氣候也受到影響。三峽集團公司為了彌補重慶的損失，并且也不愿意看見在向家壩和三峽之間插入由別的公司開發的水電站，這樣不利于這段水資源的統一管理和調度，所以答應了開發小南海，與重慶合資建設。
對于范曉的說法，三峽集團公司工程建設管理局一位官員亦表示認可。該官員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小南海，我們一直不想建的，但是重慶想建。重慶是三峽的庫尾，做出了犧牲，你要對他有所彌補。小南海不是以發電為主，用中性一點的話說，是為了‘綜合效益’，為了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該官員也認可小南海水電站會直接影響到長江上游最重要的珍稀魚類保護區。所以，3月底的奠基儀式，也是非常低調地進行。且三峽集團公司對小南海一直秉持“不宣傳、不報道”原則。
與此類似的還有位于攀枝花境內的金沙、銀江兩級水電站。
攀枝花市委宣傳部的一位官員告訴本刊記者，這兩級新加進《規劃》的大型水電站，是攀枝花市委市政府的決策。
因為上游的觀音巖水電站蓄水發電之后，他們擔心市內的金沙江水位會受到影響，“影響景觀”；同時，作為一個鋼鐵基地城市，用電是剛需，雖然攀枝花并不缺電---旁邊就是二灘，可從成本角度考慮，攀枝花市也想開發建設“自己的”水電站。
攀枝花招商引資找到了華潤電力，并于2009年4月22日開始了淹沒區的移民實物指標調查。
2011年，華潤電力退出了金沙的開發，攀枝花市西區政府轉而與二灘的業主---四川省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川投)簽約，由川投接手華能來開發金沙水電站。當時計劃在2011年底之前籌建工程動工，當地媒體亦宣布2012年之內，銀江水電站就要開工建設，2015年3月以前開始蓄水。
2012年3月底，本刊記者在金沙江攀枝花河段并沒有看到這兩個工程動工，而攀枝花市環保局也向本刊證實，這兩個水電站還沒有開始做環評。
至于為什么退出金沙水電站的開發，華潤電力沒有回復。而另一業內人士則向本刊透露，華潤是因為經不起漫長的建設周期，做不下去了才退出。比起五大電力集團，華潤并沒有足夠強的大型水電開發實力和經濟后盾，大型水電的開發經驗也不豐富。
“在重要河流的干流上，任誰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就可以設計一座水電站，不管是為了發電，還是僅僅為了工程本身都可以，關鍵最后還能獲得層層批準，這是可喜的事嗎？”另一戴著“反壩”名頭的地質學家、橫斷山研究會會長楊勇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說，“水電開發已經不僅是急功近利，而是殺雞取卵。這不是‘過量’的問題，也不關水電開發達到了可開發量多少百分比，這是無序。”
在云南省和四川省交界處，觀音巖水電站的大壩上，大唐觀音巖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員告訴本刊記者：實際上，目前觀音巖大壩的選址從技術層面上來講并不是最好的選擇。有另外兩個方案都更好---其中一個在四川省境內，另一個在云南省境內。但是，建在四川省境內云南不同意，建在云南境內四川不同意，最后選擇了一個并不最理想的中間位置。
這種情況，與本刊記者在三峽公司了解到的類似---三峽公司在金沙江下游的四級電站，這個營地建在四川，下一個就要建在云南，要“對稱著來，兼顧雙邊”，即便有的時候從經濟角度考慮這樣會造成更多浪費。
由于每個水電站都是按照自己的各項指標設計，每個公司做自己的那塊，在這一輪水電資源的瓜分過后，大家是不是都“吃得飽”，成了一個新問題。
府仁壽告訴本刊記者，按照最初的設計，三峽應該是10月份汛期過后開始蓄水，但是現在因為它上游的干流和支流新建了數千個大小水電站，大家都可以蓄水，三峽蓄水根本蓄不滿175米了，于是就只有提前，從9月份就開始蓄，現在依然是蓄不滿。
水利部門沒有足夠的能力和職權來統一水資源調度，除了防汛時可以下達指令之外，其他時候，這個利益上下游如何分，如何統一調度調配，也是各大水電公司密切關注和尚未解決的議題。（《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伊曼 | 云南、四川報道）
